前言
二零零四年1，三月二十九日。乱战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这场波及整个Region 3、而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FR文化区的浩劫，究竟留下了什么，又带走了什么——这样的追问，在停火之后的每一天里，以不同的方式被反复提起。Funeier大学的会议室里，重新开业的酒馆旁边，甚至于申那会议上，一个令人不安的话题不断被提起：几乎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了这场持续两年的浩劫。
社会学家们对此尤为敏感。毕竟，如果一门以“社会”为名的学问，无法对社会的剧烈断裂发出任何预警，那么它的意义何在？FR的社会学派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。而随之而来的，是试图抛下过往的“意识外显研究”，以及对新区域的探索，仿佛一切的伤痛和破坏，不曾存在过。
战后的FR社会学派由此分野。一部分学者认为，未能预测战争不是社会学的偶然失误，而是其理论工具与方法的系统性缺陷——他们主张改进模型、强化因果分析，让社会学在下一次能够承担起“预警”的职能。其中，各位最为熟悉的一派，是那些高举着“法兰克福学派”、“新马克思主义”之类的批判社会学旗帜的队伍。
而另一部分人则持一种在我看来更为谦逊、也更契合FR社会现实的态度：战争或许根本不在社会学的预测能力之内。 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FR社会的断裂性、多元来源和制度脆弱，使得任何声称能够“预测”重大变动的理论，都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傲慢。
然而，在此，我无意对我的同僚们做出任何的批判。我只是想回答一个问题：如果社会学无法阻止战争，甚至无法预见战争，那么它在战后还能做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记录。 记录那些战争可能已经摧毁、或正在被战后重建所冲刷掉的日常实践。记录那些从未进入过任何宏观模型的、具体的、琐碎的、却构成了FR社会肌理的东西。当未来的人们问起“战前的FR是什么样的”时，比起那些会议纪要和公告中的“正统答案”，我希望那些更加细微却必要的东西：人们如何选择一间酒馆、如何构建起跨文化的社会认同、如何在这种社会下进行交往——不会被宏大叙事所掩埋。
这就是本文选择“酒馆”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。
酒馆在FR文化区是一种奇异的存在。它卖酒，却往往不是为了卖酒；它服务，却常常不在意利润；它接纳陌生人，却从不主动招揽。每一个在FR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，都能凭直觉辨认出“酒馆感”，却几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。这种模糊性恰恰是酒馆的生命力所在——它不是被某种明确的社会需求“设计”出来的，而是在常客与老板、常客与常客之间的日常互动中，缓慢地、偶然地、不可复制地生长出来的。战争可以摧毁一间酒馆的建筑，却很难摧毁这种“生长方式”。
因此，本文的野心是有限的。我不试图构建任何关于FR社会的宏大理论，不试图预测酒馆的未来走向，更不试图回答“战争为何发生”这个在当下仍然令人窒息的问题，而只做一件事：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战前FR酒馆中那些被常客们视为理所当然、却可能正在消逝的互动模式。
首先要感谢那些愿意与我分享酒馆记忆的常客们。伊曼纽尔、施耐德，以及更多选择不具名的人，他们的坦诚和耐心，是这篇文章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。我也要感谢那些在战后仍然坚持开门的酒馆老板们——尽管本文描述的许多酒馆，在停火时已经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。
我只是怀有一种微弱的希望：我们在战后，还有酒馆可以进入，还有不同的生活可以选择——即使它们消失，也至少有记忆留存。
愿我们依然拥有能够走进酒馆的，奢侈而平常的特权。
六月六日
——于Funeier基地
第一章：酒馆与常客
常客与酒馆的“双向奔赴”
即使是那些对FR地区复杂文化毫无预先经验的人们，也会很快发现一个矛盾：这里的酒馆既千差万别，又在某些方面出奇地一致。每一种酒馆都有自己的规矩、常客和怪癖，可它们又共享着某种说不清的“酒馆感”：A酒馆像个赌场，B酒馆安静得出奇，但是它们的果酒共享一种辛辣的风味——以至于本地人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定义——而这也是本文的首要目的：探讨酒馆间到底存在什么不同，又依靠什么联系；“酒馆感”到底包含什么，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场域才能被称为“酒馆”。
我本来想一本正经地翻遍FR每一家酒馆的账本、菜单，甚至是打架记录。但，说实话，那会写到下辈子。况且，酒馆终究离不开“人”。酒馆的形态最终是由常客的实践与认知所塑造和维持的——他们选择酒馆的实践，本质上是一套关于“何为好酒馆”的地方性知识。所以，我打算取个巧：让我们先看看“常客”们，就是那些“经常泡在一间特定酒馆里的人们”，是怎样决定他们的酒馆的。
一位“常客”最终找到他的“好酒馆”的过程，可以概括为一串包含“初遇过程”、“持续选择过程”与“常客过程”。在这一串过程中，我们希望考察的是，“酒馆”为何能够被“常客们”接受，换而言之，就是考察“酒馆究竟满足了人们的哪些需求”；同时，我们还希望能粗略地考察个体与“酒馆群体”在互动过程中如何互相认可，或者说，从群体与个人交互的角度，考察“酒馆与一般的社会场域究竟有什么差别”。
以下三个个案，来自我在Funeier基地主城区的一些无结构访谈。参考Funeier基地城区的文化历史，我有理由认为这三个个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。但是仍需要强调的是，这里只是一种“分析性概括”，而不是严密的数据分析。
我希望先展示一位“不寻常的”常客。这不仅是为了增加这篇文章的趣味性，更是为了“从一种不同的视角”来考察“酒馆”的含义，从而得出更加普遍的定义。
伊曼纽尔（Emmanuel），男性，法裔加拿大人，出生于渥太华一法国移民家庭。前室1990年，他于渥太华任数据编码员2。28岁时切入Cr宇宙，随后于Funeier基地城区定居两年至今，从事申那会议档案管理员3一职。
伊曼纽尔初遇酒馆，是宗教战争时期前后。在这一段时间内，作为与战争前线直接相关的城市，Funeier地区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。
“很抱歉这么说，因为这似乎跟你研究的东西有些出入，但是说实话，我在前室几乎没去过任何能称得上是‘酒馆’的地方……我是那种，你知道的，‘无聊的人’，社交活动并不是很频繁。……其实，我甚至也不怎么喝酒（可能是出于礼貌，他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“从来没有喝过酒”）。”
“我最初认识‘FR版的酒馆’——对，‘FR版’的，它们与我对酒馆的认知几乎不一样——是一场意外。那天一场会议拖到晚上——额，就是我一般快要睡觉的时间——结果教派的食堂关了，我就想到街上找点饭馆之类的地方……我本来只是想买点罐头，但是就闻到一种炒菜的香味——你知道的，这很少见，对于一个住独立公寓和吃冷冻食品的‘典型加拿大人’（这里必须声明，这是他的观点，我只是原话原说而已）来说。然后我就找到‘酒馆’里去了。”
伊曼纽尔当时偶遇的酒馆名叫“莲花酒馆”4。而十分有趣的是，这所酒馆实际上主要为华人提供服务。
“当时，我就看见一群中国人。一个正对着门炒菜，油烟在这个地方乱飞，一个——那是个小孩，在炒菜那个人的旁边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还有五名客人，一个人在喝酒，其余四个在大声聊天，看着似乎什么东西都没点。他们之中，就只有那个喝酒的抬头看了一眼，其他的甚至没有理会我。”
“我当时做了一个相当蠢的行为，就是站在门口不动——我还以为自己在加拿大呢——抱歉，我是说，在加拿大，一般是由侍者引导顾客坐到位置上的。不过，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直到那个炒菜的人干完活，猛然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去洗杯子，并且大声叫了一句中文口音有一点重的‘Please have a seat, sir!（请找个位置坐吧）’，我才马上挑了一个位置坐下来——额，确实是有一点尴尬。但是即使是这种尴尬的场面，那些顾客也没多看我几眼。虽然他们说的语言我听不明白，但大概率是没有拿我寻乐子的。”
“我坐下之后，依然没有人来理睬我——抱歉，但是我还是得打断一下：我去过的饭馆里，在加拿大，一般是侍者拿着菜单让顾客点餐——于是我干脆胆大了一回，直接起身站到了那个，就让我先称呼为前台，虽然这个‘前台’还架了一口大锅。我开口大声问她——额，她看起来40多岁，微胖，典型的亚洲面貌，后来我知道她就是老板——有什么菜可以点。她没有回应，反倒是那个小孩走出来了。那个小孩——后来我知道他是来上课的的，是个美国小孩，虽然‘美国’不算一种种族——用熟练的英语向我介绍了一遍菜单。我点了一个炒肉，应该是用肉罐头当作原料，这种做法我从来没见过。那个老板——她说可以直接叫她‘李（Lee）’——因为我是新客，送了一杯果酒5——我觉得其实口感更像某种茶，还是热的，不过味道十分好，很清新，我相当喜欢——还专门告诉我不要给小费，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种习惯。”
伊曼纽尔的“初遇”，是一场彻底的意外，但正是这场意外让他找到了他的“好酒馆”。这一定程度上说明，“常客们”与酒馆的初次相遇并不一定是他们精心选择的必然，而可能确实是“偶然”。也就是说，“常客们”并不一定是为了某种“长期需求”才进入了酒馆。
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说：“酒馆”并不是由某种特定需求所“生产”出来的，它的存在很有可能先于“需求”本身。“酒馆”是刚好切中了某个群体的“需求”，而不是“刻意地满足”某个群体的“需求”。当然，仅凭一个实践无法支撑这一假说，它更多是一个有待后续个案检验的‘方向性命题’。所以，让我们从“需求”的角度，看看他为何“持续选择”莲花酒馆，而不是与之相似的其他地方。
“我当时与酒馆内的人并不十分熟悉。更极端一点说，即使现在，我也不十分认识这个酒馆的大部分常客，甚至是李老板。我之后再去，一定程度上，有一些在加拿大‘去Tim Hortons6’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与其他人随意地谈几句话。这十分适合我，毕竟文书工作确实很无聊，旁听会议的时候，要是想聊天，那些天生就外向的人——你知道的，很多人旁听会议就是为了交朋友7”——就会把你的信息问个底朝天。
我问他：中国人从语言到文化上，与加拿大人都有不小的差别，你们之间可以做到“随便聊两句”吗？他这样回答——
“这是这家酒馆很特殊的一点。这里的客人不关心你来自什么地方，说着什么语言。你需要跟顾客们主动说话，才会被纳入讨论，否则他们就不会来打扰你。”
“当我只是坐着，他们——大部分是中国人——会用中文聊天。但当我用英文问他们‘抱歉，我想知道你们在聊些什么呢？’，他们就会自动切换到英文进行聊天。这个过程相当自然，不用人提醒，他们就会这样干。”
“他们其中有些人的英文说得相当好，有一个常来的顾客，他告诉我他是清朝——似乎是20世纪的某个中国朝代——来的，说英语的时候却有一种‘英国贵族的语言风味’。……他们激动时也会下意识说出中文来，不过很快就会有人自发地向我翻译这句话的意思。”
当问及他是否还对“中式炒菜”感兴趣时，他这样回答：
“说实话，对我来说，炒菜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‘引子’。事实上，我后来知道，这种炒菜在Funeier基地并不少见。而且，最大的问题是，这种食物虽然美味，但是价格上有些难以承担8。”
“我现在对酒更感兴趣，那种‘南派果酒’。……不过说实话，很大程度上，我买酒只是为了给李老板‘走个人情’9。她的店比较特殊，不是那种要点菜才能坐在位置上，只要进来就能随便坐。李老板不常跟我们聊天。她是FR教派的人10，来之前（切入Cr宇宙之前）是个高中老师，她实际上把这家店当作一个临时学校来使用11，那个小孩就是学生之一。……这家店实际上也是教派支持的，所以她并不在乎能不能把菜卖出去。”
“很多这里的熟客，也是这里小孩的领养家长。虽然他们并不用为这种教育付费，但是他们都愿意购买果酒来‘支持李老板（老师）’。”
根据伊曼纽尔，我们可以推知：个体与酒馆“初遇”时所需要满足的需求，与真正构成“持续选择”的需求，实际上可能并不统一。
莲花酒馆真正吸引伊曼纽尔的地方，是一种随意、不追求长期关系，并且保持空间感的社交空间。但是他获悉这种空间存在的契机，却是“中式炒菜的香味”。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猜想：酒馆不是“主动招揽”了它意向中的顾客，而是顾客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中偶然被酒馆“捕获”。酒馆没有预设一个“理想顾客”的画像来设计自己，它的吸引力是弥散的、非针对性的。用俏皮话来说，“酒馆”站在就业市场里，顾客们是最终面试者。
我们还能考察到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：可能伊曼纽尔并没有意识到，他默认了“酒馆”并不只是“卖酒和喝酒的地方”，还是“饭店”、“聊天室”、“学校”、“家长交流点”。在前室，这种现象也广泛存在，但FR的酒馆具有更加复杂的层次：第二作用有时会盖过第一作用（买酒和喝酒）。我将在下文进行详细的叙述。
在成为“常客”之后，伊曼纽尔有在酒馆里遭到什么特殊的对待吗？他对于其它酒馆又是什么态度？我问了他这样的几个问题：
- 在成为酒馆的常客之后，你感觉莲花酒馆的老板、客人和学生们，对你的态度有什么变化？或者说，你认为自己是一名这里的常客吗？
“我基本上天天下班后去这里消磨时间，很少有例外。所以按理来说，我应该算是常客了。……不过说实话，这里的常客与偶尔的客人，在客人间的社交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，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的一个理由：不会因为你是偶尔来的就孤立你或歧视你。”
“和李老板和他的学生们就不太一样了。我之前说过，李老板不怎么说话，不过实际上，这主要是因为她更喜欢和熟人聊天，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。我们会在没有其它客人时聊两句，时政新闻，天气（夜雨），或者说一些难搞的孩子之类。她说话还挺风趣的。”
“学生们对我很感兴趣，因为我是少有的不是家长却天天来这里的人。他们通常是不和一般顾客说话的，因为……你知道的，当时不太安宁。不过后来他们就跟我聊起来了，在课间或者中午的时候。我们聊的东西很随便，比如‘FR教派是什么’，‘加拿大在什么地方’，‘为什么李老师不让他们和陌生人接触（除了翻译菜单）’之类。……我其实之前没有接触过孩子，但是我这时就发现许多孩子都很好玩。”
“点餐也方便了不少。我有的时候会直接说‘那杯酒（that）’，这时李老板就会给我上一种特定的果酒，那是我尝试了不少酒后最喜欢的一种。”
- 你去过其它酒馆吗？对它们的态度如何？
“在遇到莲花酒馆之后，我去过不少其他旅馆。……在申那会议上，总会有那种……热情的法国姑娘，听见我有法国血统就要我去某个酒馆约会……由于一些历史原因，我不是很喜欢法国人，而且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……但是李老板推荐我去试试，于是我就去了。”
“喀戎酒馆，或者说是一种法式Bistro12……我还是叫它酒馆吧。据李老板说，店主是个心理医生，酷爱希腊神话，经常在酒馆里偷偷搞心理咨询……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暗中进行……抱歉，我接着说。那天我和那个姑娘走了进去，店主……过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像是我爸一样在点菜之前问我的各种私人问题，比如什么‘我看着有点法国血统但举止又不像’，或者是想要告诉我‘初次约会的一些窍门’……我那时感觉自己尴尬得要命。”
“红酒炖牛肉，老板说是‘上等材料做的’，不过我感觉原料就是普通的罐头。不一会人就多了，他们的位置很窄，来的人又不少，我就被挤在墙角边动不了了——不然我真的会找个理由消失。”
“那个姑娘甚至觉得约会还挺顺利的，还约我再来……我搪塞过去了。……要说优点，这里的葡萄酒很好，而且支持按瓶买。我曾经还专门去过一次，就为了买酒。那个‘父亲’，说了很多话，还希望我能够去进行心理咨询……我看就是想推销。所以这次体验很糟糕。其余的也差不多，不是太热情，就是太冷清。”
我们可以看到，伊曼纽尔成为“常客”后，并没有在与顾客的社交方面有什么样的巨大变化，反而与老板，以及老板的社会关系更密切了。这与前室多数酒馆的现象相似，但是在此处，这种变化是“莲花酒馆的特别之处”所导致，而不能归因于“酒馆的某种共有属性”。是否有“与所有常客的关系更密切的情况”？我会在下一个案例中给出解答。
在进入莲花酒馆后，伊曼纽尔养成了一种对于特定果酒的偏好，以及特定社交模式的诉求，尽管这不是他一贯以来的习惯。在他进入其它酒馆后，“与莲花酒馆的不同”成为了他不适应其它酒馆的一个重要缘由。
我在此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：各酒馆不仅因自己的特殊之处“捕获”常客，更塑造了“常客”的社会需求与生活习惯。但同时，“常客”也对酒馆进行着评估，判断“酒馆是否与自己匹配”。“常客”与“酒馆”在这一层关系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张力。“常客”作为一个“面试人”，从一个契机出发认识了某所酒馆“求职者”，而“求职者”也在暗中施加着影响，将它的老板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这是一种“双向奔赴”的过程。
在结束这个案例之前，我希望向读者展示我们之间一个有趣的问答：“你认为，什么样的地方才能被称为‘FR的酒馆’？”他思考了很久才回答道：
“必须有某种‘其它的作用’。不是一个单纯的卖酒和喝酒的地方……但是也不是完全的情感作用，就是……要有某种具体的作用。”
接下来，我会展示一个“更加常规”的“常客”案例，而他所钟爱的酒馆，正是被伊曼纽尔所讨厌的“喀戎酒馆”。
施耐德（Schneider），男性，德国人。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。约前室2023年，他在当地从事IT行业工作。在切入Cr宇宙后于Funeier基地定居两年至今。他目前为FR教派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服务……不过按照他的话来说，可能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不一样：
“我作为一名IT技术员在FR网络技术部门进行工作，长期签约。我的官方任务是确保FR数据库的稳定。当我来到岗位上时，发现他们的数据库只有寥寥几篇申那会议记录，电脑使用WindowsXP系统，还没有鼠标。当我问及这件事情时，他们说‘只有这些东西是重要的’。我暂时相信了这一点。所以我每天的真实工作流程，是早晨七点（G.O.H.时间）到达岗位，在工位上看书到十二点，然后找一间酒馆吃饭，下午翻阅各种能找到的纸质社会调查资料和会议记录，三点钟下班，然后继续去酒馆。……工资出乎意料地高。”
我想要强调，施耐德相对于一般的“常客”而言，在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本上有不少优势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选择。
同时，施耐德初次进入酒馆的时间，也是在宗教战争前后。
“我寻找酒馆的首要目的是喝酒，……并且，由于我的工作过于休闲，我还希望找一个消磨时间的地方。”
“我在那一段时间内去过不少酒馆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希望找到一间有啤酒的酒馆。一些FR教派的朋友告诉我，这里几乎没有啤酒，只有一些果酒。于是我问他们，有没有提供葡萄酒，或者如果有的话，苹果酒13的地方。他们前后总共给我推荐了34间。我花了四个月才把这些地方全去了一遍。”
施耐德在需求上更加常规：一个打发时间的能喝酒的位置。这与我们大多数人对酒馆作用的定义类似。
- 在那34间酒馆中，是每一家都符合你的期待吗？那些你最终舍弃的酒馆，都有着哪些与你预期不符的地方？
“我需要更正一点，我当时的念头只是喝酒。……那个‘打发时间’的想法似乎是后来才有的，因为我回想了一下，那并非是我唯一的打发时间的手段……但是在后来，我寻找酒馆就带有了某种打发时间的意思。”
“所以很多我没有经常去的酒馆，并不是它们的酒难喝，而是它们没法让我享受一种‘打发时间的氛围’。”
“我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楚，所以我尽量挑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酒馆来说。……‘Apfelwein Kneipe’，这家酒馆是我的朋友首先推荐的。”